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落马官员名单不断被刷新，被公众记住的往往是大老虎的名字，还有那些有着霸气绰号的官员。
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霸气绰号的官员，在系统内他被称为“武爷”。
类似“武爷”这种有着鲜明“执政风格”绰号的官员不少，遗憾的是，他们的绰号虽然在本系统内和当地早已尽人皆知，有的都混成“爷”了，才被发现问题并查处，绰号方为天下人知。
官员绰号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多多少少都反映了同僚和民众对其工作风格和个性的评价，那些拥有了背离官员职业要求的绰号，本身就是一封检举信，反腐败的目光也应关注这小小的绰号。
“武爷”是坊间人送与武长顺的官场“威名”。
一个“爷”字可见其在天津官场的霸气，其中透露的几分黑帮老大的意味，让即便是局外人也能将其公安系统的背景猜得八九不离十。
当官当成了“爷”，其为官作风也能猜到一二。
正如《廉政瞭望》在报道《天津原公安局长武长顺往事》描述的那样：“武爷”在公安局训斥下属时，也是声色俱厉，“真就像大哥教训小弟一样。”
一名见识过“武爷”发火的人回忆，对面的一个局级领导，站在原地动都不动，满脸通红地听着武长顺训斥。
和“武爷”相似的还有“王彪子”。
“王彪子”是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的绰号，因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和对下属残酷的惩罚手段。
打黑期间所谓“刀锋所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工作上也因过于“彪悍”而常常小题大做。
2012年南都周刊封面报道《起底王立军》中曾提到王立军任职重庆期间的极权一面：有人因为在午饭时候和同事抱怨王立军的霸道处事而被人听到告发，遭到王立军的严惩，一时间单位不再有人敢在背后议论，很多“犯错误”的警察一直到王立军被捕，才得以平反。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则以“刘疯子”闻名。曾“以身犯险”乘坐试验列车，常坐在列车驾驶室看着司机开车，一个随从不带出没火车站等地，提出“要牺牲一代铁路人的益处换来铁路的成长”。
刘志军走着一条和其他“大员”不同的野路子，如“疯子”一般的存在。
可笑的是，诸如此类的绰号还被认为是官员有魄力、有胆识、勇于创新的证据，被官员本人听到也觉得受用。
而有些绰号因为官员的行径而取，则更多了讽刺的直白意味。
新华社也发文盘点那些官员们的“绰号”：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曾标榜自己租房住“每月缴租600元”，被民众调侃称为“六百帝”。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大工地，市民送绰号“季挖挖”。
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以大拆大建和学日本语气说话，被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以“票子多、房子多、女人多”获绰号“许三多”……
官员们的绰号“无不意味深长，妙趣横生。”
无论是因为官员的为官行为，还是官员的特殊爱好，官员的绰号大多来自民间的评价，也流传于民间。
贪官的绰号反映了百姓的评价，都是某种民情、民意、民怨的直观体现。
《北京青年报》评论将官员绰号里的民意比作是人民写给纪检部门的一封“举报信”：提醒他们密切关注该官员的言行动向，必要时应采取措施，对该官员进行警示或展开调查，防止其在贪腐渊薮中越陷越深。
《检察日报》同样认为“小”绰号背后有“大”问题：“小”绰号折射出官员对于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正是由于某些官员头脑中存在着浓重的官僚意识，缺乏起码的为人民服务的官德，高高在上，才有了“爷”的做派，正是由于某些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才有了“拆拆”、“挖挖”这样的执政理念和方式。
有时候，官员的绰号恰恰就是他们政绩的最好体现。新华社文章《官员绰号：民间的“市井化”解读》里提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办案人员的工作，有一项就是“收集大量信息，就包括官员的绰号、官员所在单位的声望、官员在主管行业领域的口碑等”。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员的绰号传于市井间，深究其间的民意，于反腐工作确实是真实的素材与线索。
在众多反腐工作的媒体报道中，民间监督的问题常被提及。
反腐专家李永忠在接受新浪网专访时曾坦言，在当下的反腐工作中民众的参与度远远不够，群众本来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反腐败的主力军，却成为旁观者，只靠专门机关的孤军作战、单打独斗。
他并表示，这与民间监督机制不健全，平台的不完善有关。民间检举的渠道非常有限，如何保证检举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未来监管机制里需要考虑周全的部分。
对于肩负反腐重任的机构来说，靠线索查办案件，重证据，依法办案，当然是反腐败的主要方式，但亦不可忽略这些绰号背后集中的民意，民心所想亦是民心所向，查办一个腐败官员只是可见的反腐成果，消除腐败官员在民意那里长期形成的负面影响，方是反腐败更为艰巨的任务。（云清）
